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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06月30日  

2016-06-30 10:23:53|  分类: 社会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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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聿文: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

邓聿文

2016年06月30日

中国聚焦

中国的外交官大概没有哪位能像刚去世的吴建民一样,引起舆论场的关注和争议了。这主要缘于他的鸽派言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盛的当下中国,似乎有些“政治不正确”或“不合时宜”。当然吴建民自己并不认同舆论场给他贴的这个“鸽派”标签,因为这个说话和做事温文尔雅的外交官,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。比起西方,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鸽派和鹰派,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,只不过是各自以为采取了一种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。

外交在过去是少数精英乃至外交人员垄断的领域,一般民众无缘和无资格置噱,这一状况至今并未有本质改变。不过,大众在今天至少可以在社交媒体指点外交得失,国家的外交也一定程度上要听取民意。从积极的意义上说,这反映了民智的开化和社会的进步。当然,这也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,一种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自然投射。但在这一过程中,不免滋生出了被一些外交学者指责的“愤青外交”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。

对此,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待:表面上,以“愤青外交”为表现形式的“两民”现象的确很盛行,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,其实际能够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能量是有限的。假如看不到这点而夸大其影响,进而采取压制措施以消除“杂音”,不仅与日益彰显的民智和多元声音不合拍,就外交本身来说,也会失去一张有用的“民意牌”。当然,这里存在如何引导民意和民族主义,而不被民粹绑架的问题,对外交当局而言,此乃一大挑战。之所以强调这点,是因为无论如何讨厌民意和民粹,在现代社会,它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
然而,不必讳言,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,有其内在的甚至致命的缺陷。故对“两民主义”所蕴含的对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具有负面作用的部分,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,要有清醒的认知。那种不分青红皂白,简单仇视西方,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;拒绝妥协,对外交往一味逞强;甚至轻言战争,主张和倡导带剑经商的思维和看法,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具危险性的。要警惕这一点的原因还在于,一旦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,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对大众的感召力,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,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。

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,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一面,这就使得它很可能在某种极端的、具体的情况下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。另外,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激进和反西方、反全球化的一面,它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、尊重和激励,也使得它在民主建设上不足,这些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缺陷所在。

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在一段时期内又处于弱者地位的大国,当它的人民自感国家突然崛起时,最容易沾染上这种虚幻民族主义自豪感。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这就好比祖上曾经阔过,后来家道中落受人欺负,现在发愤图强家道又开始中兴一样,如果没有自制力,容易出现复仇的膨胀心态。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上,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此种心态。它会阻碍外交当局不能客观地认知世界,从而采取错误的战略和政策,并在执行战略和政策时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,吴建民的“鸽派”色彩是有意义的。他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贯批判,特别是认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,对大众就像一剂清凉剂,能够让大众膨胀的心态冷却些,审视中国外交的得失,并抹上一丝“柔和”颜色。从学理和外交实践操作的层面看,吴建民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其可贵的价值:

其一,他懂得外交是一种妥协的游戏,不能一味逞强。在这方面,强大如美国,其实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。中国的愤青经常看到的是美国的霸权和大棒,以为中国强大起来后也要挥舞大棒,别人才能臣服。他们没看到或故意忽略,美国是大棒和胡萝卜交替运用,甚至在更多时候,是用一种示弱的姿态来达成国家利益,巩固霸权。美国在该让步和道歉的时候,不会因为面子而吝啬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。这其实就是外交的真谛,应该说,吴建民在他的驻外大使生涯中领悟到了这点。

其二,他明白世界的大势,知道世界需要什么,中国能贡献什么。本质而言,目前的世界还未能走出无政府状态,但无政府不等于“丛林社会”。毕竟在二战后,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国际规则和规范,虽然它们的约束力还不很强,但毕竟有了这套规范,不是胡来的。这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冷战代价换来的,它使人类初步走出了霍布斯意义上的“丛林”状态,按照普世价值的规范和规则来竞争。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大势,至少在可见之将来,这个趋势不会改变。

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,特别是要做国际社会的领导者,就得也按照这套规范来做,不可将此理解为是按美国人的游戏规则做事。中国可以改正这套规则中不合乎国际民主化的做法,但不能违背这个趋势,不可另起炉灶。一是中国尚没有这个实力;二是即使将来有了这个实力,也不能以力服人,而是以义服人,发挥中国人的古老智慧,义利相交,否则不过是重复历史上的霸权罢了。

正如吴建民所说,来到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必须考虑争取人心的问题,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,讲话做事必须考虑到要争取世界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。千万不能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,放弃做人民的工作。

所幸的,由吴建民去世引发的有关中国外交的争论,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一样,已经在反思民族主义外交的缺陷。虽然在民族国家时代,民族主义不能完全抛弃,事实上也做不到,但最大程度减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危害,却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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