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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涛甫:防止“结构性怨恨”引发改革危机  

2012-03-29 14:54:06|  分类: 社会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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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南方网

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

在当今中国,有一种带焦糊味的社会情绪在四处弥漫,这就是社会怨恨。这种社会怨恨来自于转型社会,积少成多,变本加厉,得不到及时纾解,天长日久,就变成高悬于中国社会之上的社会情绪“堰塞湖”。要感受这种峻急的社会情绪并不难,在互联网上,随便到一些活跃的论坛、贴吧上逛逛,扑面而来的,就有不少沉重、黑色的社会情绪。这些社会怨恨,不是少数人群的偶发情绪,而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征候。它源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,一旦一种社会情绪被固化为某种结构性的社会心理基调,就会蓄积一种不可小觑的心理势能,这种心理势能遇到某种社会机遇,或受到某些外力的引动,可能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,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或结构构成威胁,甚至会引发出乎意表的社会危机。

在时下中国社会,“结构性怨恨”正在向常态化方向演进。形形色色的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、仇名校、仇×事件像连续剧似的上演。身处这种社会情境中的人们,常会不分青红皂白,逢官必仇,遇富必诛。道德审判赶走了理性思考,情绪僭越了理智,态度取代了沟通。特别是在互联网上,虚拟空间上的刀光剑影、口诛笔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“口水”事件。不难看出,一种非理性情绪在社会共同体间四处蔓延,且这势头有不断加剧的趋向。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社会情绪的高低起伏、阴晴冷暖往往是由社会实体性问题引发的,结构性怨恨多是因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诱致,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社会怨恨,则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构失衡造成。社会情绪作为社会结构河床上的流体,其波动起伏由社会河床结构决定。河床改道,必然会影响河水流动的轨迹。在社会转型时期,出现社会情绪的异样反应,甚至出现一些激烈反应,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如果一种逆向流动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,甚至激烈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,就不正常了。

如今,这种结构性怨恨已经逼近社会共同体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。各种征候都在表明,极限时刻已经来临。这是一个非常时期,有风险也有机遇。在此,需要警惕这种结构性怨恨走火失控,进而引爆改革危机。改革虽在持续,但社会预期正与改革赛跑。当改革的步伐赶不上社会改变的心理预期时,会诱致中国社会大面积的挫败感。这种挫败感向社会愤怒的炉膛里添加燃料,必然会加剧改革的风险和成本。

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“两会”记者招待会上坦言: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,改革只能前进,不能停滞,更不能倒退。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。《人民日报》评论也以前所未有的语调呼吁:“宁要不完美的改革,不要不改革的危机。”可见,当下民意对改革的期待之切。

经验表明,每至民心思变最迫切的时期,都是改革者推动改革的最佳时期。民心可用,当顺势而为。改革三十多年来,中国经历了三个民心峻急的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“文革”结束、改革开放之初这段时间;第二个时期是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;第三个时期就是眼下这个时刻。从前面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来看,改革者能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,顺应民意,把国家引向新的航程。改革是改革者的通行证,只有改革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。如今,改革到了新的历史关口,机遇和挑战在赛跑。这既考验民众的耐性和理性,也考验改革者的魄力和智慧。

虽然说,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比前面两个时期复杂得多,解决的难度也要大很多。比如,利益集团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被固化,使得任何有悖于他们意愿的改革都面临打折或流产的危险;制度性的路径依赖大大增加了改革代价。但在当下中国社会,有一点是与前两个时期相同的:那就是,改革已经成为第一共识。分歧虽然存在,但改革共识已然形成,甚至说,改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意共同体。此时,应该是改革的最好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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